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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节怎么搞才对路,都来瞧瞧北影节吧!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17-07-19 19:0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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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 |  小飞侠,发自台北  

  这个台湾人嘴中的“北影节”,就是台北电影节。 

  上周末,第19届台北电影节台北电影奖揭晓。直播评论区里,有人看似语出惊人,道:台北电影奖比金马奖更敢颁!此话一出,自然又不免引发一场站队嘴仗。 

  如此平淡的颁奖礼,一张乍看陌生的获奖单,似乎很难令局外人动容。更别提相比之下,论资历,论影响,长期以来,金马奖无疑是最负盛名的台湾电影节展:从设立最初就背负着祝寿与冲杀世界影响力的重任,野心放诸整个华语电影圈;落实到细节,竞赛颁奖请最国际范的明星唱唱跳跳,影展购票也大方开放国际信用卡渠道。 

  台北电影奖,一个以蝴蝶做logo、期冀破茧而出的晚辈电影节,真的有资格和金马做比试吗? 

  尽管每个电影节都有各自的定位,但同样拥有竞赛和影展设置的台北电影节确实是在与金马区隔、对比的基础上探索出自身存在的意义。 

  台北电影节下设三个主要单元:台北电影奖、国际新导演竞赛、城市主题,由此提炼出其三大特色:本土,新锐,城市。  

  本土 

  具体到其中的台北电影奖部分,或许可以这么说:要看华语电影的发展,也许不能忽视金马奖这个剖面;要看台湾电影的走向,则一定、必须、千万要熟悉台北电影奖的口味。  

  金马奖19届的那年,未料香港新浪潮来势汹汹,整个颁奖礼中夹杂着粤语和不甚标准的国语,混乱、好笑,也令台湾电影人有种被边缘的沮丧;继而是大陆电影兴盛,一句“金马变金鸡”的调侃里有无奈也有自嘲。 

  此情此景下,是保护,也是支持,台北电影奖限定只有台湾导演可以参选;是混乱,也是平衡,台北电影奖创造了剧情片、动画、纪录片同台竞技的可能。 

  为了避免激励本土沦为一场小圈子内的封闭自嗨,台北电影奖又规定评委必须有三分之一的省外人士,所以观众才有机会看到颁奖现场,原住民主持人阿洛.卡力亭.巴奇辣被评委会主席田壮壮的京腔带得跑偏;又如陈珊妮虽为音乐人,却也在评委之列。(熟悉的人都知道她配得一手好乐,更是资深影迷)  

  这便是台北电影奖立足本土创作与电影制作,但又不止局限于此的一面。 

  2017台北电影奖评审团,从左至右:林靖杰,陈珊妮,晖峻创三,易智言,田壮壮,惠英红,鸿鸿,梅峰 

  新锐 

  历经金马、上影节、北影节(BJIFF)几届影展观影的我,自有习惯已久的选片抢票套路。可第一次拿到台北电影节展映手册,乍看却很难在短时间找出眼熟的喜悦。  

  台北电影节展映不爱炒影史经典和当季三大电影节嚼过的冷饭。  

  以今年为例,老片集中在经典重现(5部最新修复的影史名片)与林强配乐影片特展。由于台湾日常影展丰富,台北电影节无须再在温故方面花太多功夫,策展人和影迷要训练的是对形形色色野路新片的甄选力。  

  一个年轻的电影节,自然难以拿到最顶尖的资源。但台北电影节并未因此掉入重视展映忽视竞赛的深坑。它选择将“与新导演共同成长”作为一种策略,反将劣势转化为优势,一是由此建立自身的品味与品牌,二是确实大胆地在影片孵化最初就给予新人创作者支持,而非借以乘某个名导演的水,涨电影节的船。  

  “蔡明亮可以来参加,蔡明亮的学生也可以来参加”。 

  于是在陈怀恩、张作骥、陈玉勋、赵德胤乃至詹京霖、王明台等前辈导演都有新作的这一台影丰盛之年,最佳导演奖却落在台艺大学生吕柏勋手中,其入选片《野潮》是初生牛犊的毕业作,而且还是个只有26分钟的短片。 

  看过展映里太多迷影青年感怀艺术创作的困境,吕柏勋倒是朴实的多,取景家乡苗栗海口,由小男孩一天中的经历与抉择见青春成长,同时自然呈现偏乡土地的人情风貌。 

  台北电影奖短短历史里有几次壮烈的撕逼,其中一例是2008年,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一度尝试取消剧情长片、短片、纪录片、动画片的不分类混合竞赛制度,体现对剧情片的偏爱——正是那年,《海角七号》及众多票房黑马影片出世,令低迷许久的本土市场似乎出现商业生机。 

  这一看似迎合潮流的举措,却并未讨到电影工作者和评论家的欢心,就连魏德圣也不甚满意,参与到联署行动中。 

  细细想来,看似引向商业与工业运作的扶持政策,恰恰阻断了新人导演从短片逐步进入长片的扎实路径,也造成对纪录片、动画片等多元类型的压制。  

  要知道,当今台湾名导如钟孟宏、戴立忍,早前也是凭纪录片(《医生》)、短片(《两个夏天》)从台北电影节走出去;而摘得本届首奖的黄信尧,最早也是拍纪录片《沉没之岛》赢得百万(新台币),后将15年参赛短片《大佛》中的荒诞元素移植,才有这次一鸣惊人的处女剧情长片《大佛普拉斯》的诞生。  

  在《妖猫传》爆出150亿日元制作费的今天,百万首奖的奖金相比之下简直寒酸。但它所引发的关注,恰恰说明在资本支配的今天,这一奖项肩负着的精神含义更为重要:它无须再多美言既有主流的工业和产业机制,不如回到创作的原点,优先看重作品的原创潜力。  

  《大佛普拉斯》 

  顺便要说,除了新锐,台北电影节的另一重“新”,是新鲜。  

  去年台北电影节结束后,台湾影评人、策展人郑秉泓曾发文反思,指出台北电影奖入围的10部剧情长片里,有7部都是当年或去年度上映过。 

  而在本届台北电影节,这一现象则有所改善,多部入围的热门剧情长片如《顺云》《大佛普拉斯》《强尼凯克》《蔓菲》《徐自强的练习题》《自画像》等都还未上映,官方网站细心列出定档影片以便影迷做安排。 

  《强尼凯克》 

  此情此景下选择台北电影节做世界或岛内首映,或以较为成熟的摄制条件当之无愧摘得技术类或演员奖项,配之以形形色色的映前、映后及展览活动,则体现电影节对于富含艺术气质的院线剧情片,在口碑行销方面的助力作用。 

  城市 

  冠以“台北”之衔的台北电影节,前身是中时晚报电影奖。1998年,台北电影节成为台北市政府项目,配合台北双年展,国际艺术节等,从电影、美术、戏剧等方面展示和交流台湾文化成果。 

  数学好的人大概一眼看出,1998年计数的台北电影节今年原本该是20届。之所以缺掉一届是因为2000年-2001年跨年举办台北电影节后,时任“文化局长”的龙应台倡导停办一年,以定位台北电影节的角色及规划未来出路。  

  从2002年开始,台北电影节在“新锐”之外找到另一个关键词:城市。如果说“新锐”更纯粹地侧重于电影节本身的艺术文化层面,“城市”则较为明显地成为官方与电影艺术之间的衔接点。一方面,台北电影节以市民为主要服务对象;一方面,加入“城市主题单元”,每年选取1~2个国外城市作重点展映,并举办相关座谈、演出,开展交流活动。  

  前面说过,台北电影节不重温故,但是在“城市主题”部分,市政府若能和策展人良好合作、整体规划,也可以重新发现、引进一些过往少受重视的影人、影片,于市政之间可创造交流机缘,于普通民众则可看到不同文化,一举多得。例如,2015年台北电影节的主题城市是里斯本,刚去世两个月的葡萄牙导演奥利维拉有五部作品被选入,却又因此跳出一般纪念展的思路:不仅仅是资深影迷缅怀,普通民众也在城市与国家文化的吸引之下愿意走进影院,一窥其貌。  

  电影节促使普通市民对脚下土地进一步的体认,不仅因为电影放映天然与城市漫游交映。限定本土参赛的台北电影奖,更使得入选影片集中于身边人事,在熟悉的风景与热门的社会议题中找到亲切感(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观众会在解严三十年之际,票选出以冤狱为题材的《徐自强的练习题》)。  

  《徐自强的练习题》 

  而在影片策展之余,仍有精力筹划与电影主题相关、却又不限于电影的一系列活动,如城市漫游集章、货柜市集、夏日祭表演等,则让我对整个统筹部心生敬佩。那代表着专业策展人不是站在“迷影人”或“专家”的至高独尊的位子上,更是真诚邀请普通民众分享电影的趣味。  

  不禁想到今年与《大佛普拉斯》角力的另一劲敌:《强尼凯克》,影片聚焦台北都市人的疏离与困顿。当镜头横扫人潮汹涌的捷运站牌,又或车水马龙忠孝高架桥,观众似乎能够自然进入和直面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。 

  而在洗手间偶遇女主角瑞玛席丹,坐区间车从基隆回来立刻辨识出《顺云》山城阁楼的所在地后,也忍不住感性地慨叹,也许只有在台北这座密集、紧凑的城市中,电影才真的有可能和生活切实地融为一体。 

  《顺云》 

  如今,台北电影节仍旧在具体环节中隐隐透露着城市精神。但从去年开始,台北电影节取消了“城市主题”单元,代之以东南亚新势力、亚洲之光等单元,显示这一电影节成长至今,在区域定位方面的更大雄心。  

  无论对城市主题的放弃是好是坏,但从初期停办反思,再到当下,台北电影节在相对固定的班底、稳定的运作套路中,难得还能够保有灵活调整的空间和进取的条件与心意。 

  并非所有具体的措施都可以拿来主义,但多数问题是相通的。回到身边相爱相杀的上影节与北影节,策展人肯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,要从塔可夫斯基展之类的影片规模、放映时序、票价竞争等恶性比拼中走出来,做有特色的策展单元,才能真正体现策展和引导之意。 

  接下来,如何在整体布局中将“头号”争夺暂时地放置一边,正视自身的地缘条件,做整体的展映、竞赛乃至宣传规划;如何不仅仅止步于满足影迷求片若渴的欲望,也能构建电影圈同仁对话的平台及培育新作者的品牌,确实任重而道远。  

  作为对台北电影节的观察,最后落点在对大陆电影节一点微小的反思,并非厚此薄彼,而是衷心期冀。我相信电影节内部的运作,众多人员合力而成的过程中,诸多无奈、诸多辛劳、诸多协调,都非我辈普通影迷所能了解,也非一时一日便能飞跃。所以,在这篇粗浅梳理台北电影节的文末,我决定将本届台北电影节新增的奖项——杨士琪卓越贡献奖——放在最后介绍。  

  今年是台湾导演杨德昌去世十周年,在其《青梅竹马》的片头,特别有一段黑底白字,写着:献给杨士琪,感激她生前给我们的鼓励,制作全体同仁。去年新修复的版本中,这段片头消失,金马奖前秘书长胡幼凤甚至费力反映,才将片头恢复。而今年,台北电影节将“卓越贡献奖”与“杨士琪贡献奖”合并,构成杨士琪卓越贡献奖,颁发给新电影宣言的起草人、也是“台湾马云”的詹宏志先生。  

  杨士琪并非导演,但在新电影的岁月里,当吴念真因《儿子的大玩偶》“削苹果”事件在会场哭得手足无措时,是这位中时报的记者大胆披露内幕,才得以保全完整的影片;至于詹宏志,则在众人推诿的情况下,起草《台湾电影宣言》,稍后更是身体力行地为侯孝贤、杨德昌等人的影片筹措资金,也会和太太一起为杨德昌剧组煮饭,听导演唠叨倾诉。 

  杨士琪在1984年早逝后,诸多影人倡导设立的纪念奖只颁发三届就停掉了。如今这一奖项的恢复同样历经波折,乃是胡幼凤等人同几任文化局长扯皮,又诉诸台北电影节咨询委员会才终于力争而来。杨士琪本人、杨士琪贡献奖由来始末乃至詹宏志获奖,并非是沉湎于新电影的旧时代而不醒。 

  它表达的是一个事实,传达的是一种精神,一点鼓励:好电影涌现并不单单因着导演的创作,也依赖于官方、策展人、媒体等幕后工作人员的灵活勇气及通力合作,依赖于普通观众的理解关注和热情支持。而我们所有人,都将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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